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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发表于 2002 年的《90 年代日本环境保护浅析》是一篇兼具学术性与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对日本 90 年代环境保护的背景★◈★、问题★◈★、对策及政策转型进行了全面梳理★◈★，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文章以 “历史回顾 — 现实问题 — 对策措施 — 政策转型” 为逻辑主线 年代日本公害问题的爆发与早期治理（如 “四大公害诉讼”“公害国会” 及系列法律的制定）★◈★，为 90 年代的环保政策提供历史语境★◈★；

　　2. 聚焦 90 年代经济社会变化（能源消耗★◈★、产业高度化★◈★、东京一极集中等）带来的新环境问题★◈★，如环境改善放缓★◈★、新公害（土壤污染★◈★、环境荷尔蒙）出现★◈★；

　　3. 详细阐述 90 年代日本的核心环保政策（《环境基本法》《环境基本计划》★◈★、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及调动企业★◈★、国民参与的具体措施★◈★；

　　4. 最终落脚于政策从 “直接控制” 向 “间接控制” 的转型★◈★，分析环境税★◈★、环境会计等新工具的理论与实践★◈★。

　　这种结构既呈现了 “问题 — 应对 — 发展” 的动态过程★◈★，也体现了从 “公害治理” 到 “综合环保” 再到 “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升级★◈★，逻辑闭环完整★◈★。

　　★◈★：探讨 “生活多样化” 带来的生活垃圾增加★◈★、国民环保意识从 “抗议型” 向 “参与型” 的转变★◈★；

　　★◈★：将日本环保置于全球语境下★◈★，提及《京都议定书》★◈★、地球环境基金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体现 “全球责任” 意识★◈★。同时★◈★，文章兼顾宏观政策（如《环境基本法》）与微观措施（如 “环境家计簿”“绿色购买网络”）★◈★，既展现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也关注企业与个人的具体行动★◈★，内容颗粒度丰富★◈★。

　　· 通过附表 1（大气污染浓度变化）★◈★、附表 2（公害纠纷受理件数）直观呈现环境质量与社会反应的动态★◈★；

　　· 精准列举法律名称（如《公害对策基本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政策工具（如 ISO14000 系列★◈★、环境税方案）及具体数据（如 1999 年环保产业市场规模 9 万亿日元★◈★、环境家计簿覆盖情况）★◈★；

　　· 参考文献来自日本环境厅《环境白书》★◈★、矢野恒太记念会《日本国势图会》等权威来源★◈★，确保信息的可靠性★◈★。

　　· 早期 “直接控制” 以行政强制（如浓度限制★◈★、公害协议）为主★◈★，适应了公害紧急爆发期的治理需求★◈★；

　　· 90 年代转向 “间接控制”（环境税★◈★、碳税★◈★、环境会计等）★◈★，通过市场机制（价格杠杆★◈★、税收调节）引导企业与国民主动参与★◈★，体现了从 “被动治理” 到 “主动预防” 的理念升级★◈★；

　　· 同时客观指出转型中的问题（如企业环保投资减少★◈★、环境恶化反弹）★◈★，避免了对政策效果的过度美化★◈★，体现学术客观性★◈★。

　　★◈★：虽提及北欧环境税★◈★、OECD 原则★◈★，但未具体对比日本与欧美在环保政策工具（如碳交易★◈★、生态补偿）上的差异★◈★，或可进一步丰富★◈★；

　　★◈★：如 “环境荷尔蒙对策” 中垃圾焚烧技术改进的具体措施★◈★、“绿色购买网络” 的实际运作效果★◈★，可补充更多微观案例增强生动性★◈★；

　　★◈★：因发表于 2002 年★◈★，未涉及 21 世纪后日本环保政策的发展（如福岛核事故后的环境治理）★◈★，但这属于时代局限性★◈★，并非文章本身的缺陷★◈★。

　　该文是研究日本 90 年代环境保护的重要文献★◈★，不仅系统梳理了特定时期的政策实践★◈★，更揭示了后工业化国家环保政策从 “危机应对” 到 “系统治理” 的转型规律★◈★，对理解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尊龙凯时官网★◈★，★◈★。其严谨的结构★◈★、扎实的数据与辩证的分析★◈★，使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典型范例★◈★。

　　这篇关于 90 年代日本环境保护的研究★◈★，对我国当下的环境保护工作具有多维度的启示★◈★，结合我国 “双碳” 目标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化★◈★、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可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90 年代通过《环境基本法》整合公害对策与自然保护★◈★，形成 “国家 — 地方 — 企业 — 个人” 协同的综合环境行政体系★◈★，这对我国具有直接借鉴意义★◈★。

　　★◈★：我国虽已形成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但面对新污染物（如微塑料★◈★、环境荷尔蒙类似物）★◈★、气候变化等新课题★◈★，需进一步完善专项立法（如加快新污染物治理条例落地）★◈★，并强化法律间的衔接（如将 “双碳” 目标融入环保法律修订）★◈★。

　　★◈★：日本通过 “环境基本计划” 明确阶段目标（如 20 世纪初的资源循环体系）★◈★，我国可借鉴其 “计划 — 实施 — 评估 — 修订” 的闭环机制★◈★，确保 “十四五” 生态环保规划等政策在地方执行中不打折扣★◈★，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变化（如产业升级★◈★、能源转型）动态优化指标（如污染物排放限值★◈★、环保投资占比）★◈★。

　　日本从早期 “直接控制”（如浓度限制★◈★、公害协议）转向 “间接控制”（如环境税★◈★、碳税）的经验★◈★，为我国破解 “行政依赖” 难题提供思路★◈★。

　　★◈★：我国可扩大环境税征收范围（如将 VOCs★◈★、恶臭污染物纳入）★◈★，完善碳市场交易机制（如扩大行业覆盖★◈★、探索个人碳账户）★◈★，通过价格杠杆引导企业主动减排（如环保投资低于纳税成本时★◈★，企业自然倾向于治污）★◈★。同时★◈★，借鉴日本 “绿色购买网络”★◈★，支持政府★◈★、企业优先采购环保产品★◈★，激活绿色消费市场★◈★。

　　★◈★：日本转型中曾因放松直接控制导致企业环保投资减少★◈★、环境恶化反弹★◈★，这警示我国★◈★：在推进市场机制的同时★◈★，需保留必要的行政监管（如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测★◈★、环保督察常态化）★◈★，避免 “一放就乱”★◈★。

　　日本通过企业环境管理（ISO14000）★◈★、环保标志★◈★、环境教育等调动社会力量★◈★，对我国构建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 体系具有启发★◈★。

　　★◈★：我国可进一步推广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制度★◈★，要求企业公开环保投资★◈★、污染物排放等数据（类似日本环境会计）★◈★；鼓励企业通过 ISO14000 认证★◈★、绿色工厂创建等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同时通过税收优惠★◈★、融资支持（如绿色信贷）降低企业环保成本★◈★。

　　★◈★：借鉴日本 “环境家计簿”“儿童生态俱乐部”★◈★，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等强化公众环保意识★◈★；完善公众监督渠道（如污染举报奖励机制）★◈★，推动公众从 “被动遵守”（如垃圾分类）转向 “主动参与”（如社区绿化★◈★、环保提案）★◈★，形成 “人人为环保” 的社会氛围★◈★。

　　日本90 年代率先应对环境荷尔蒙★◈★、地球温暖化等新课题★◈★，启示我国需跳出 “头痛医头” 的惯性★◈★，提前布局复杂环境问题★◈★。

　　★◈★：针对我国面临的微塑料★◈★、内分泌干扰物等潜在风险★◈★，可借鉴日本 “环境荷尔蒙对策” 经验★◈★，建立新污染物筛查★◈★、监测★◈★、管控体系★◈★，优先限制高风险化工产品（如部分农药★◈★、塑料制品）★◈★，同时研发替代技术（如垃圾焚烧二噁英控制技术）★◈★。

　　★◈★：日本通过《京都议定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以政府开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环保★◈★，我国可依托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分享污染防治技术（如脱硫脱硝）★◈★，参与全球环境规则制定（如碳边境调节机制协调）★◈★，在承担大国责任中提升话语权★◈★。

　　日本在产业高度化中推动环保产业发展（1995 年规模达 9 万亿日元）★◈★，提示我国环保与经济并非对立★◈★，而是可相互促进★◈★。

　　★◈★：我国可加大对环保技术（如污水处理★◈★、固废资源化）★◈★、新能源（如光伏尊龙凯时平台网站★◈★，★◈★、风电）的研发投入★◈★，通过政策引导形成 “环保装备制造 — 环保服务 — 绿色产品” 产业链★◈★，既解决污染问题★◈★，又带动就业与经济增长★◈★。

　　★◈★：日本高速增长期 “生产第一主义” 导致公害泛滥的教训★◈★，警示我国在产业升级中需严守生态红线★◈★，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坚决管控”★◈★，对高新技术产业同步嵌入环保标准（如电子废弃物回收要求）★◈★，从源头降低环境代价★◈★。综上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日本 90 年代的环保实践表明★◈★：环境保护是 “法律完善 — 政策协同 — 社会共治 — 技术创新” 的系统工程★◈★。我国可结合自身国情★◈★，吸收其 “综合治理”“预防优先”“多元参与” 的经验★◈★，在破解当下环境难题的同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可持续的路径★◈★。

　　刘昌黎教授2002年发表的《90年代日本环境保护浅析》一文★◈★，是中文学术界较早系统解析日本环境政策转型的专题研究★◈★，对理解日本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十年（1990-2000）具有开创性意义★◈★。以下从学术价值★◈★、现实启示及历史局限三方面进行评述★◈★：

　　· 日本1998年《NPO法》实施后环保组织增长3倍（至2001年达1.2万家）★◈★，启示中国2016年《慈善法》修订

　　该文尽管成文于二十年前★◈★，但其对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公众参与互动框架的阐释★◈★，仍为解析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经典范式★◈★。若结合最新数据与方法论重访该主题★◈★，或将发现★◈★：

　　自高速增长暴露出严重公害问题后★◈★，日本政府就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害的蔓延和扩大★◈★。尽管如此★◈★，但日本环境保护仍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90年代以来★◈★，面临环境保护的新课题★◈★，日本政府在制订和完善环保法规的基础上★◈★，继续重视企业和国民的积极性★◈★，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的环保政策也由以往以直接控制为主的做法★◈★，转向了以间接控制为主的方向★◈★。

　　1950-1960年代★◈★，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因追求生产第一主义★◈★，日本的公害问题日趋严重起来★◈★，相继发生了“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和“疼痛病”等公害病★◈★。1960年代后期★◈★，四种公害病的受害者把排污企业状告法庭★◈★，成了轰动一时的“四大公害诉讼”★◈★。以四大公害诉讼为契机★◈★，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地面下沉★◈★、噪音★◈★、振动和恶臭等七大公害★◈★，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一些人甚至非常气愤地说★◈★：“让GNP见鬼去吧”★◈★！他们认为★◈★，只要不停止经济增长★◈★，就不能消除公害★◈★。因采取公害对策会提高生产成本★◈★，一般企业都不肯主动地进行环保投资★◈★。为此★◈★，日本政府于1967年制订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又制订了《大气污染防止法》和《噪音规制法》★◈★，这是日本解决公害问题的开始★◈★。由于国民的强烈要求★◈★，1970年末至1971年5月召开的第65次国会集中审议了公害问题★◈★，成了有名的“公害国会”★◈★。公害国会是日本政府公害政策的重要转折★◈★，由此★◈★，解决公害就一时成了日本经济社会最重要的政策课题★◈★。在这次国会上★◈★，一连气修改和制订了14项环保法律★◈★，其中修改的有《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止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噪音规制法》和《废弃物处理法》等★◈★；新制订的有《水质污浊防止法》★◈★、《海洋污染防止法》★◈★、《关于废弃物处理和清扫的法律》★◈★、《公害防止事业费事业者负担法》和《公害纠纷处理法》等★◈★。1972和1973年★◈★，日本政府又分别制订了《无过失赔偿责任法》和《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明确了企业的公害责任★◈★。

　　根据公害对策基本法等★◈★，日本政府又分别就大气和水质保护制订了《环境标准》★◈★，对企业排水★◈★、排气实施了“浓度限制”★◈★。在大气污染特别严重的地区★◈★，根据修改后的大气污染防止法★◈★，1974 和1981年又分别实施了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总量限制★◈★。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的公害对策和环境标准★◈★，不仅制订了比国家标准更为严格的地方环境标准★◈★，而且各市町村还纷纷与区域内的主要企业签订《防止公害协议》★◈★。根据防止公害协议★◈★，企业必须承担规定的义务★◈★，例如发电厂的燃料就必须使用不含硫磺的天然气和低硫石油★◈★。这样★◈★，防止公害协议就体现了地方居民的利益★◈★，受到了地方居民的欢迎★◈★，成了企业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

　　由上述可见★◈★，日本政府的环境对策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当时环境迅速恶化★◈★，必须及时采取立竿见影的严厉对策有很大关系★◈★。由于防止公害的协议★◈★，企业的环保行为不仅受到了社会的监督★◈★，而且还必须接受地方政府的检查★◈★。凡是排污达不到协议标准的企业★◈★，都不得不根据地方政府的劝告★◈★，缩短开工时间★◈★。这种严厉的社会监督系统★◈★，是欧美各国所没有的★◈★。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上述政策措施的实施★◈★，日本成了世界上公害限制最严厉的国家★◈★。从而★◈★，公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控制★◈★，日趋恶化的环境也很快得到了改善★◈★。根据附表1的统计★◈★，日本大气中二氧化碳★◈★、二氧化氮★◈★、颗粒悬浮物和光化学污染物含量都明显降低了★◈★。从国际比较看★◈★，日本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量大都下降到了发达国家中的最低水平★◈★。1990年★◈★，日本每 1 000美元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为0.5公斤★◈★，只相当于加拿大的1/16★◈★、德国的1/11★◈★、美国的1/9★◈★；二氧化氮排放量为0.8公斤★◈★，只相当于加拿大的1/6★◈★、美国的1/5★◈★，英国的1/4★◈★；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0.57吨★◈★，虽略高于法国的0.49吨和意大利0.54吨★◈★，但与美国的1.12吨和加拿大的1.05吨相比★◈★，都只相当于其一半左右★◈★。

　　尽管日本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日本也成了世界上治理公害最先进的国家★◈★，但其环境保护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日本环境改善的步伐不仅明显放慢★◈★，而且某些方面还有所退步★◈★。以大气污染为例★◈★：1997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和颗粒悬浮物的达标率各为95.3%和61.3%★◈★，分别低于上年的96.4%和69.8%★◈★；汽车尾气中颗粒悬浮物的达标率为32.9%★◈★，比上年的42.4%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再以水质污染为例★◈★：1997年★◈★，海域★◈★、河流和湖泊的水质达标率分别为74.9%★◈★、80.9%和41.0%★◈★；其中★◈★，河流水质达标率虽然比1980年的67.2%有所提高★◈★，但海域和湖泊水质达标率却低于1980年的79.8%和41.6%★◈★。至于噪声★◈★，1992年★◈★，大城市噪声观测点的达标率只为7%★◈★。另外★◈★，由于污水渗漏和化学农药使用等原因★◈★，土壤和地下水中的化学物质增加★◈★，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又成了新的环境问题★◈★。

　　由于环境改善的放慢和某些新公害的出现★◈★，一度减少的公害纠纷就又出现了增加的趋势★◈★。从附表2可以看出★◈★，1972-1980年度★◈★，各地方公共团体受理公害纠纷的案件虽然由87 764件减少为64 690件★◈★，但1990年度又增加到74 294件★◈★，1997年度仍为70 975件★◈★。其中★◈★，大气污染的纠纷案件1997年度为19 688件★◈★，不仅相当于1980年度的2倍多★◈★，而且比1992年度也增加了30%以上★◈★。另外★◈★，噪声★◈★、恶臭和其他公害（包括新出现的公害）的纠纷也依然很多★◈★，其中其他公害纠纷在1990年度达到了高潮★◈★，1997年度纠纷案件仍相当于1980年度的1.76倍★◈★。

　　自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期前后★◈★，因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居高不下★◈★，日本石油进口量一直处于减少的状态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其中★◈★，1987年为116 200万桶★◈★，只相当于1979年176 900万桶的2/3★◈★。然而★◈★，1987年以后★◈★，由于原油价格由升转降★◈★，日本石油进口量自1990年恢复到141 700万桶后★◈★，就一直是增加的趋势★◈★，1994年达到了167 900万桶★◈★，1997年仍为164 500万桶★◈★。由于原油价格和原油进口量的上述变化★◈★，企业环境保护的压力减小★◈★，80年代一度迅速增加的节能投资★◈★，在90年代就转为了减少了★◈★。1990年★◈★，日本企业环境保护投资为3 054亿日元★◈★，不仅大大低于1985年的水平★◈★，而且连1975年9 645亿日元的1/3还不到★◈★。1996年★◈★，环保投资虽回升为4 449亿日元★◈★，但1998年又减少为2 605亿日元★◈★，只相当于1975年的27.0%★◈★。

　　为克服1985年以来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影响★◈★，日本企业通过一系列的日元升值对策★◈★，到1990年前后基本上实现了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化★◈★、产业的高新技术化★◈★、经营的多样化和信息化★◈★。由此★◈★，企业的环保政策就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虽然不会像重化学工业那样产生大气和水质污染等方面的环境问题★◈★，但由于各种化合物的消耗量增加★◈★，企业原材料的利用方式和废弃物的形态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样★◈★，不仅可能产生一些新的环境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很可能被忽视★◈★。其次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信息化迅速进展特别是办公自动化普及★◈★，不仅大大增加了信息化投资的资金★◈★，而且还缩短了设备淘汰的周期★◈★，扩大了纸张的消费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大量报废的设备和日益增多的废纸★◈★，提高设备和造纸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就成了防止公害★◈★、保护环境的新课题★◈★。

　　高速增长以来所出现的“东京一极集中”问题★◈★，不仅因人口过密而带来了东京地价昂贵和市内交通压力大的问题★◈★，而且还导致了大气和水质污染等公害问题★◈★。多年来★◈★，日本政府在解决“东京一极集中”方面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迄今为止★◈★，却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扰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痛问题★◈★。地价暴涨★◈★，不仅直接导致了严重的泡沫经济★◈★，而且还给下水道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很大的财政压力★◈★。特别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因不良债权的压力和长期的经济停滞★◈★，企业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减少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

　　因经济发展特别是日元升值★◈★，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不仅在80年代后期迅速提高★◈★，而且在1995年还一度超过了美国★◈★。以此为背景★◈★，国民生活就出现了多样化★◈★、高级化的趋向★◈★。由此★◈★，不仅因生活的奢侈和浪费而导致了能源需求的增加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而且日渐增多的生活垃圾★◈★，也增大了新的环境破坏因素★◈★。另一方面★◈★，国民生活多样化★◈★、高级化还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日本国民在物质生活感到富裕的同时★◈★，随着余暇和旅游消费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回归大自然★◈★，迫切希望建立一个环境舒适★◈★、充分体现人与大自然协调的社会包卜nba录像★◈★。

　　1950-19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为代价的★◈★。然而★◈★，面临资源枯竭特别是能源危机的威胁★◈★，不仅日本经济的新增长已成泡影★◈★，而且社会的未来也笼罩了一层乌云★◈★。特别是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不仅严重破坏了日本的生活环境★◈★，影响了国民的身心健康★◈★，而且还增加了下一代人的经济负担★◈★，威胁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安全★◈★。这样★◈★，从1980年代后期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了日本面前★◈★，环境保护也就面临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

　　由于大量地消耗资源和能源★◈★，人类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建立了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自然和生态平衡★◈★，造成了日趋严重的地球环境问题★◈★。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地球温暖化★◈★、臭氧层破坏★◈★、酸性雨★◈★、森林资源减少★◈★、土地沙漠化★◈★、野生动植物资源减少★◈★、生态平衡破坏和海洋污染等问题★◈★。地球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不仅在世界各国普遍发生★◈★，而且其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地球环境问题既不是那一个国家自己的问题★◈★，也不是靠那一个国家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合作来解决★◈★。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资源和能源★◈★，是地球环境问题的主要肇事者★◈★。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必须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在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方面起带头作用★◈★，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必要的支持和援助★◈★。

　　面临90年代环境问题的特点特别是日趋严峻的地球环境问题★◈★，必须把以前分别实施的公害对策★◈★、自然环境保护对策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由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和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共同参加的环境保护体系★◈★，实施综合的环境行政★◈★。为此★◈★，日本政府于1993年11月制订了《环境基本法》★◈★，这是一个在《公害对策基本法》和《自然环境保全法》基础上★◈★，全面体现政府环境政策的新法★◈★。该法不仅详细规定了政府环境政策的基本理念★◈★、基本政策和经济措施★◈★，而且对制订实施环境基本计划和环境综合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等★◈★，也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根据《环境基本法》★◈★，为全面而有计划地实施环保政策措施★◈★，日本政府于1994年12月制订了《环境基本计划》★◈★。该计划根据国内外环境保护的形势★◈★，以20世纪初为目标★◈★，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政策措施★◈★。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主要有以下4点★◈★：第一★◈★，以环境负荷小的资源循环利用为基础★◈★，构筑环保型经济社会体系★◈★；第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长期共存★◈★；第三★◈★，在公平负担环保费用的前提下★◈★，由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和个人共同参加环境保护★◈★；第四★◈★，推进国际环境合作★◈★。

　　随着《环境基本计划》的实施★◈★，日本政府的环保投资已从1990年度的13 403亿日元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增加到1999年度的30 213亿日元★◈★，增加了1.25倍★◈★。另外★◈★，1995年度以来★◈★，环保投资占一般会计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6%以上★◈★，均高于1990年度的1.1%★◈★。另外★◈★，各地方政府的环保投资也从1990年度的37 218亿日元★◈★，增加到1996年度的61 751亿日元★◈★，增加了65.9%★◈★；与此同时★◈★，环保投资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由4.5%提高到了5.9%★◈★。

　　政府作为最大的事业者和消费者★◈★，其环境保护行为对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和国民等都有率先示范的积极影响★◈★。为此★◈★，从1995年起★◈★，日本政府根据环境基本法和环境基本计划★◈★，制订了《国家作为事业者和消费者★◈★，率先实施环境保护的行动计划》★◈★，规定了国家在政府采购★◈★、政府消费★◈★、政府建筑物建设和管理中★◈★，都优先考虑环境保护的计划和具体措施★◈★。

　　1984年★◈★，日本政府曾公布了《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办法》★◈★，规定由内阁会议审定环境影响的评价结果★◈★。随着《环境基本法》和《环境基本计划》的制订★◈★，日本政府在1996年又制订了《环境影响评价法》★◈★。该法不仅扩大了环境评价的对象★◈★，而且在评价方法方面增加了征求各方意见的社会评价机制★◈★，扩大了居民和环境厅长官的发言权★◈★，在评价依据方面也增加了原始资料记载的内容★◈★。另外★◈★，与内阁审议千篇一律★◈★、只认定是否达到规定环保指标的评价方法相比★◈★，新的评价方法强调灵活性包卜nba录像★◈★，重视多项环保方案的相互比较★◈★，并要求企业互通信息★◈★、事先就制订出环境压力小的事业计划★◈★。这样★◈★，新的评价方法就不是马后炮式地下结论★◈★，而是注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工作★◈★。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苦于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等看得见★◈★、模得着的公害时★◈★，日本已率先重视了看不见★◈★、模不着的公害——环境荷尔蒙问题★◈★。尤其是对于垃圾焚烧过程中所产生的dioxin（二噁英★◈★，一种类似于枯叶剂毒剂的二氧化物）★◈★，近年来就一直被舆论渲染得沸沸扬扬★◈★。研究表明★◈★：环境中的化学物进入生物体内★◈★，会像荷尔蒙一样★◈★，造成生物体机能的紊乱★◈★，破坏生物体内的平衡★◈★。环境荷尔蒙又称之为外因性内分泌紊乱化学物质★◈★。环境荷尔蒙这句话在学术上虽未必准确★◈★，但却通俗易懂★◈★，广为流传★◈★。环境荷尔蒙的种类很多★◈★，仅现在被怀疑为环境荷尔蒙的化学物就已达70多种★◈★，例如★◈★，dioxin★◈★、PCB(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pollution--多氯联苯)★◈★、氧桥氯甲桥萘以及苯乙烯★◈★、苯二酸脂等★◈★。环境荷尔蒙不仅难于发现★◈★，而且只要有百万分之一的浓度就会产生危害★◈★。迄今为止★◈★，人们熟知的公害病还只限于因居住环境★◈★、工作环境以及饮食★◈★、水源等所引起的疾病★◈★，这都是人们能够亲眼看到或亲身体会到的★◈★。相比之下★◈★，环境荷尔蒙所引起的则是危及所有人★◈★、特别是危及胎儿★◈★、影响人类未来的疾病包卜nba录像★◈★，是一种看不见的公害病包卜nba录像★◈★。1998年★◈★，日本环境厅进行了一次水质调查★◈★，结果94%的调查地区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各类环境荷尔蒙物质★◈★。可见★◈★，环境荷尔蒙的威胁已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为此★◈★，1997年以来★◈★，以环境厅为首★◈★，厚生省★◈★、农林省和通产省等都先后成立了环境荷尔蒙问题研究机构★◈★，制定和实施了环境荷尔蒙对策的战略计划★◈★，并以改进垃圾焚烧技术和限制某些化工★◈★、农药产品的生产中心★◈★，采取了积极的环境荷尔蒙对策包卜nba录像★◈★。2000年★◈★，全国垃圾焚烧炉dioxin的排放量为1 730克★◈★，比上年减少了1/3★◈★。环境荷尔蒙对策的实施★◈★，意味着日本的环境保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地球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直接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严重威胁了人类的发展和生存★◈★。所以★◈★，无论从日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自身利益看★◈★，还是从发挥经济大国作用★◈★、为世界经济做应有贡献看★◈★，日本都不得不重视地球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合作★◈★。为此★◈★，日本政府在成立《关于地球环境保全的相关阁僚会议》等专门机构的基础上★◈★，以政府开发援助为中心★◈★，不断发展和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合作★◈★。另外★◈★，从1980年代后期起★◈★，日本就一直积极参加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国际环境协调★◈★。1997年12月★◈★，又积极促成了京都气候会议的召开和《京都议定书》的提出★◈★。为落实京都议定书★◈★，日本政府在1998年4月批准京都议定书以后★◈★，6月10月又先后制订了《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大纲》和《关于推进地球温暖化对策的法律》★◈★。

　　西欧各国早在70年代就实施了企业环境管理和环境监督★◈★，在企业主动采取环保措施并评价其效益和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环保目标★◈★。现在★◈★，这已成为欧盟各国的共同制度★◈★。1996年★◈★，国际标准化机构又统一制订了环境管理★◈★、监督的国际标准★◈★，即《ISO14000系列》★◈★。国际环境标准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通行证★◈★，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已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企业环境管理★◈★、监督的政策措施★◈★。

　　为提高企业和国民的环保意识★◈★，环境厅规定凡是在生产★◈★、使用★◈★、消耗全过程中全面考虑环境保护的商品★◈★，都可以使用环保标志★◈★，以有利于促进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到1999年5月★◈★，已有70个系列的3 061种商品获得了环境厅认可的环保标志★◈★。

　　1995年度★◈★。日本环保产业的市场规模已达9万亿日元左右★◈★，约占GNP的5%★◈★。1990-2000年度★◈★，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001-2010年度仍将继续保持这一增长速度包卜nba录像★◈★。为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扩大环保商品市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1996年2月由率先购买环保商品的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企业★◈★，共同成立了“绿色购买网络”★◈★。到1999年6月★◈★，其团体会员已发展到1 815个★◈★，其中行政机构261个★◈★，民间团体208个★◈★，企业1 346家★◈★。该网络成立后★◈★，主要是从事环保产业和环保商品方面的信息收集★◈★，并向会员宣传和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

　　为从资金方面支持企业环保投资★◈★，日本政府根据《环境事业团法》成立了环境事业团★◈★，并通过政策投资银行（原日本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提供环保融资贷款★◈★。1999年度★◈★，环境事业团的事业计划为429亿日元★◈★；其中★◈★，环保设施建成转让事业为307亿日元★◈★，环保融资事业为122亿日元★◈★。另外★◈★，1993年5月★◈★，日本政府还仿效美国的经验★◈★，成立了《地球环境基金》★◈★，该基金除政府出资外★◈★，还广泛吸收社会各界的捐款★◈★。1998年度★◈★，地球环境基金对全国437项民间环保事业中的195项提供了7.3亿日元的资金★◈★，约占其全部事业费的1/3★◈★。其规模虽然很小★◈★，但其发展却备受关注★◈★。

　　在国民因公害而提高了环保意识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国民自觉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并监督和促进企业的环境保护★◈★，日本政府一如既往★◈★，继续重视环境教育★◈★。继1986年召开环境教育恳谈会★◈★、1988年提出环境教育报告书之后★◈★，日本政府又在1993年制订的《环境基本法》中明确提出了环境教育和环境学习的重要性★◈★。 1998年★◈★，环境厅根据中央环境审议会的审议★◈★，进一步提出了进行环境教育★◈★、开展环境学习的具体方法★◈★，并组织实施了“综合环境学习示范区事业”★◈★。为从小抓起★◈★、培养下一代人的环保意识★◈★，从1995年起还开始了“儿童生态俱乐部事业”★◈★。

　　随着环境教育和环保意识的提高★◈★，国民反公害运动的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往★◈★，国民主要是要求企业和政府采取和加强防止公害的措施★◈★，是以“抗议型”★◈★、“请愿型”和“恢复自身权利型”的反公害运动为中心尊龙凯时★◈★。1990年代以来★◈★，单纯要求性的反公害运动明显减少★◈★，而“提案型”★◈★、“参加型”★◈★、“环境建设型”的反公害运动则明显增加了★◈★。现在★◈★，不论是建设与大自然协调的地域社会★◈★，还是建设自家附近的公共绿地或街心花园★◈★，凡是与个人日常生活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主动提各种建议并积极参与的市町村民都日渐增多了★◈★。

　　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行为对环境保护有重要的影响★◈★，例如★◈★，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与家庭能源消费和小汽车普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只要记录每月电力★◈★、煤气★◈★、自来水和汽油等的使用量和生活垃圾的数量★◈★，就可以计算出各家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了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并有利于家庭生活的节约★◈★，除各地方公共团体和消费者团体外★◈★，环境厅还鼓励家庭也建立环境家计簿★◈★，使个人对自己的环境消费心中有数★◈★。

　　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制订和完善环保政策的同时★◈★，继续重视企业和国民的积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的环保政策就改变了以直接控制为主的做法★◈★，正在向以间接控制为主的方向转变★◈★。

　　如前所述★◈★，自高速增长暴露出严重的公害问题后★◈★，日本政府就通过制定环境标准★◈★、公布环境保护条例和防止公害协议等措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措施★◈★，直接控制了公害的蔓延和扩大★◈★，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的直接控制之所以有效★◈★，除日本政府行政干预力强★◈★、国民舆论压力大以外★◈★，与高速增长时期企业竞相扩大设备投资也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企业为了扩大设备投资★◈★，就不得不接受防止公害协议的严厉限制★◈★。

　　环境是公共的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以前没有环境税★◈★，在环境利用方面难免有浪费和不讲效率的倾向★◈★。所以★◈★，根据企业利用环境的程度课税★◈★，就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在北欧各国和荷兰★◈★，已经实施了根据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课税的制度★◈★。在日本★◈★，为了对大气污染的公害患者提供补偿★◈★，也采取了对硫化物排放课税的制度★◈★。OECD在1993年也发表了报告★◈★，劝告各国实施环境税★◈★。日本政府各省厅为充实其所掌管事业的财源★◈★，也有征收环境税的要求★◈★。为此★◈★，日本政府就着手研究正式征收环境税的问题★◈★，环境厅还专门设立了《环境税研究会》★◈★，在1997年7月提出了最终报告★◈★，设计了征收和利用环境税的基本方案★◈★。如果环境税付诸实施★◈★，日本政府的环保政策就将转向以间接控制为主的方向★◈★。

　　以环境税为主的间接控制政策★◈★，是在防止公害已取得基本成功的基础上★◈★，才得以实施的★◈★。如果没有以往强制性治理公害的成果并籍此提高了企业和国民的环境意识★◈★，那么日本政府就很难放弃以直接控制为主的环保政策★◈★。当然★◈★，以间接控制为主的环保政策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如前所述环保工程★◈★，★◈★，1990年代以来★◈★，企业的环保投资明显减少★◈★，大为改善的环境又有所恶化★◈★，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企业环保投资减少★◈★，这固然与长期经济停滞下企业经营困难以及环保投资已基本完成有关★◈★，但缺少了直接控制的强制性★◈★，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如此★◈★，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仍不失为日本政府环保政策的改革方向★◈★。

　　如果把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损失用金钱来计算的话★◈★，那么这个损失就是环境恶化的社会费用或社会代价★◈★。很显然包卜nba录像★◈★，环境越恶化★◈★、社会费用或社会代价就越大★◈★。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包卜nba录像★◈★，这种环境恶化的社会费用或社会代价却往往被忽视★◈★，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败”★◈★。为了纠正这种市场失败★◈★，就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把环境恶化的社会费用或社会代价反映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去★◈★。

　　毫无疑问★◈★，任何政策都必须考虑效率和公平的问题★◈★，环保政策也不例外★◈★。从环保政策的有效性方面看★◈★，以有害气体排放为例★◈★，直接控制主要是从确定适当排放量着手★◈★，而间接控制则主要是从确定适当税率着手★◈★。根据有害气体排放对环境恶化的影响程度★◈★，只要限定排放量或适当地课税★◈★，就都可以达到控制企业行为的目的★◈★。对有害气体排放课税★◈★，意味着企业要付出恶化环境的成本★◈★。所以★◈★，就可以利用价格杠杆促使企业自觉地采取措施★◈★。只要企业的环保投资低于环保纳税★◈★，那么企业就会积极地扩大环保投资★◈★、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由此可见★◈★，税收和价格杠杆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弥补直接控制的不足★◈★。

　　从环保政策的公平性方面看★◈★，有一个环保费用由谁负担的问题★◈★。1970-1980年代★◈★，根据OECD所倡导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环保投资的费用表面上看是由企业负担的★◈★。然而★◈★，由于企业把环保投资的费用摊入成本后提高了产品价格★◈★，因此最终就又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不过★◈★，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随着家庭和个人消费扩大★◈★，汽车尾气★◈★、生活垃圾等也同样引起了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适当负担一部分环保费用★◈★，这也是合理的★◈★。以防止温室效应★◈★、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为例★◈★，就应该对企业和家庭的二氧化碳排放采取相应的措施★◈★。然而★◈★，测定企业和家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投入很大的费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政府才根据欧美各国的经验★◈★，要通过征收碳税（煤炭★◈★、汽油★◈★、天然气等燃料税的总称）★◈★，来实现对二氧化碳排放的间接控制★◈★。对于环境保护来说★◈★，碳税虽然是一种间接税★◈★，但由于燃料税既有利于控制企业和家庭的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又能够体现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实现企业和个人的合理负担★◈★，因此★◈★，就被认为是一种有效而公平的政策措施★◈★。

　　由于现行GNP统计反映不出环境状况★◈★，因此★◈★，为了代替或补充GNP统计的不足★◈★，综合评价经济和环境的关系★◈★，有利于环保政策向以间接控制为主的方向转变★◈★，日本环境厅和经济计划厅根据各发达国家的经验★◈★，正在从环境方面探讨新的国民经济计算体系★◈★，建立“绿色的GNP”★◈★。在环境国民经济计算中★◈★，主要是通过统计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及二氧化碳等各种影响环境的有害物质★◈★、有害气体等的排放量和存量等★◈★，来计算环境污染★◈★、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减少的经济损失★◈★，以修正现行的国民经济计算体系（SNA）★◈★。以此为背景★◈★，日本环境厅在1999年3月公布了《关于计算和公布环境保护成本的指导标准——旨在建立环境会计（试行方案）》★◈★，要求企业在采取环境保护对策的基础上★◈★，用金额计算出环境保护的投资★◈★、费用及其经济社会效益★◈★，以促进企业采用环保型生产技术★◈★，增加环保型产品的生产和投资★◈★。

　　[日]矢野恒太記念会編★◈★：「1999-2000年 日本国勢図絵」★◈★、国勢社1999年６月１日発行★◈★。